全球商品市场隔夜市况：国际金价结束三连跌

但从2020年下半年起，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仅触底反弹，甚至很多品种达到了阶段性乃至历史性新高。

事实上，人们所说的实现共同富裕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主要指的就是以财政政策为主体的再分配机制。所谓政策性指的是，它们是为了实现政府的特定政策目标而设定和实施的。

很多被工业化时代之旧观念禁锢的研究者，习惯于将人们从事零工经济视为临时性的、是走向正式就业之前的过渡阶段。重新认识小企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不可替代且日益重要的作用，可以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第一，小企业本就是就业主体。虽然我国总就业人口中，16～60岁人口的失业率不到5%，但分年龄段看，16～24岁群组的失业率为15.4%，而20～24岁群组的失业率更高达20%以上。这就是说，中国的市场主体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以，就业政策的重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必须放在这1亿多个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上。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就业者选择了灵活就业，并促成了零工经济长足发展。

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大约70%的自由职业者是自愿打零工，而且，与传统行业的人群相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似乎更为满意。第三个方向是相对独立地生存和发展，并依托日益发达的各种平台、网络、中介、通道等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并成为日益发达的社会化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节点。在2021年，受经济复苏、通胀上行的影响，尽管美联储矢口否认通胀的可持续性，但货币政策紧缩的预期推动美国市场利率不断走高。

美联储在2020年3月才随着疫情全球大流行转入抗疫状态，采取了零利率+无限量宽的货币大放水模式。其后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降低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另一个是推高了美元指数。随着美联储紧缩提速日益迫近，《报告》进一步明确，疫情、通胀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仍是全球经济的三大不确定性因素，并特别指出美联储加息缩表将推升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市场预期美联储3月份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在50%以上，年内有可能加息4至5次，甚至不排除议息会前紧急加息的可能。

美联储加快货币紧缩进程已经成为了市场共识。这主要是受到货物贸易大顺差、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市场供求实需驱动。

值得注意的是，经历去年下半年以来多次降准降息的操作后，人民币强势不改。此外，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弹性增加，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涨跌的适应性、承受力明显提高，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基本正常发挥。如央行行长易纲在去年底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2021年以来，人民银行坚持以我为主、稳字当头，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有效性、精准性进一步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中美货币政策重新错位的负面影响有限 如前所述，去年以来，受中美货币政策重新分化的影响，中美利差快速收敛。

去年全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仅上涨了2.3%，远低于上年的6.9%，从而缓解了国内企业出口增收不增利的财务冲击。如今年1月，因日均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降至100个基点以内，较上年底进一步收敛了38个基点，导致同期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环比减少了5%，同比减少了70%。去年，境内外汇市场走出了美元强、人民币更强的独立行情。从2020年1月底起，人民银行通过数量和价格工具、总量和结构性措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走低，支持防疫和企业复工复产。

诚然，美联储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央行，其货币政策不论进退，对全球仍有着重要的溢出效应，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即便是出现更坏的情形，比如美联储紧缩引发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动荡，甚至产生全球经济危机。

为支持美国国内经济和就业恢复取得实质性进展，面对疫情多次反复、经济重启受阻，美联储维持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引入了平均通胀目标制新框架，导致中美利差不断走阔。尤其是经历了在2015年811汇改之初增加海外资产配置、加快对外债务偿还的集中调整后，中国民间货币错配状况大幅改善，对外净负债减少近万亿美元，与年化名义GDP之比从20%多降至8%左右，并且还经受了2019年8月人民币汇率破7、2020年全年汇率大起大落的市场检验。

这也是去年底中国外贸进出口顺差近千亿美元，但至今人民币汇率走势虽强，却仍未顺势升破6.30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得益于国内供给充足、CPI通胀温和，人民银行在继续发挥结构性工具定向支持作用的同时，去年下半年两次全面降准，年底定向和全面下调政策利率各一次，今年初又一次全面下调政策利率。即便同期沪深港通项下累计净买入成交额较上年翻番，但债券通和沪深港通项下北上资金合计净流入量为1.18万亿元，仍较上年下降了7%。但这对中国来讲，目前都不算是坏事情。因此，即使出现阶段性的资本外流或汇率贬值，境内也恐难再现贬值恐慌，从而有助于维护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去年，受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及通胀上行、紧缩预期等方面的影响，美元指数止跌反弹，全年累计上涨6.7%。

到2020年12月份，日均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达到231个基点的历史高位，同比上升了100个基点。其实，《报告》中对以我为主的位置摆放与去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一致，并不是什么全新的提法，市场不必对此有太多的想法

因而主张超越财政周期平衡传统方针，借助超低收益率环境实施极限刺激以再造繁荣。疫情冲击特有的另类性和突然性，使各类市场主体未来预期急速变化，也会从供求两方面影响经济。

美联储自己的定期抽样调查信息也提示消费者通胀预期早已趋势性上升：去年6月前后该预期值已超过4%和5%，年底达到6%上下。概括而言，疫情大流行冲击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是人们被迫主动实施的各种社交距离措施，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对经济带来拖累和损害。

疫情反复对石油供给不无影响，另外OPEC限产以及能源转型下石油业中长期投资不足等因素可能影响更大，就供给所受制约而言传统结构因素或许更重要，因而与供给端疫情通胀逻辑也不尽一致。如美国大流行初期2020年4月服务需求同比增速降幅为18.9%，远远超出同月商品降幅10.8%。石油需求在疫情初期急速下挫导致价格大跌到近20年低谷，2020年5月后石油需求开始逐步复苏。疫情期石油等能源商品供求关系变化，导致其价格先跌后涨并显著影响美国通胀，不过其供给制约与疫情冲击有多大直接关系仍有待考察。

上述场景设定了本文讨论的主题对象。业内人士透露这家工厂属于意法半导体集团（ST），是博世车用半导体芯片主要供应商之一。

片面性在于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美国宏观刺激政策超常发力对通胀再起功不可没，其中激进货币政策有功与焉。在去年12月货币政策例会后记者会以及今年元月中旬国会听证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被问及为何落后于通胀曲线之类尴尬问题，美联储政策信誉度承受多年少见压力。

所谓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现象，诱致通胀不足虑的错觉。进入21世纪后不久，美国经济呈现长期停滞动态，通胀水平总体持续低迷。

去年初美国学界激变通胀议题，诸多学者早就预警通胀将至。后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多年实施超常量宽货币刺激，失业率指标缓慢回落到充分就业水平，通胀却一直未能稳定实现2%长期目标。一是疫情冲击同时影响供给和需求，两端影响的相对强度决定通胀现实态势。与此类似，商品和服务两类消费的社交距离敏感度不同派生疫情冲击影响的显著差异。

当代汽车产业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大量采用半导体芯片作为关键零部件。就美国情况看，CPI同比增速从2020年5月0.2%回升到同年12月的1.3%，同期PCE增速0.5%回升到1.3%，仍低于长期平均水平。

这类由需求变动主导的供求失衡涨价，更符合需求端而不是供给端疫情通胀逻辑。始于2020年秋季的新一轮全球芯片短缺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受冲击最严重部位不是晶圆材料生产和晶圆芯片制造，而是位于产业链后段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封装测试环节。

疫情环境确实带来特殊困难，然而联储显然对通胀各种预警信息重视不够。另一方面，高效疫苗还在研发之中，人们对感染风险和新变种流行仍心存恐惧，不同范围和场合保留延续社交距离措施，经济复苏仍受到显著制约拖累。